第2章 孟子（1/2）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孔子并称“孔孟”，被后世尊为“亚圣”。

孟子的先祖是春秋时期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氏，至孟子父辈时，已沦为普通士族，迁居邹国，孟子尚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孟激便因病离世，抚养幼子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仉氏肩上。

最初，孟子住在邹国城北的墓地附近。墓地旁常有送葬队伍往来，哭声、挽歌不绝于耳。孩童天性好模仿，孟子便与邻里小儿聚在一处，“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模仿送葬者的哭号、抬棺者的步伐，甚至用泥土堆砌坟墓，玩起“丧葬游戏”。一日，孟母路过孩童嬉戏之地，见儿子弯腰模仿大人叩拜哭丧，“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孟母当机立断，决定搬迁。

这次搬到了邹国城内的集市旁。孟子每日穿梭于集市之间，耳濡目染下，又开始模仿商人的模样：手持木棍当作算盘，与同伴扮演“买主”“卖主”，高声吆喝“布匹便宜卖”“粮食新鲜”，甚至学着商人斤斤计较的神态，为一文钱的“交易”争执不休。

“此亦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孟母再次带着孟子搬家。这一次，她将家搬到了邹国城南的学宫附近。学宫是当时传播知识、教授礼仪的场所，每日清晨，学子们身着儒衫，手持简牍，列队进入学宫；课间休息时，学子们或在庭院中练习揖让进退之礼，或围坐讨论《诗》《书》中的义理。孟子站在学宫墙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切，学着学子的模样，整理衣裳，拱手作揖，口中念念有词，背诵着听到的诗句。

孟母远远望见，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此真可以居吾子矣。”此事在《列女传·母仪传》中明确记载：“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的名句，更让这段故事流传千古。

迁居学宫旁后，孟子便进入学宫求学，起初兴致盎然，每日早出晚归，诵读《诗》《书》，研习礼仪。可是孩童天性贪玩儿，难免有感到厌倦之时。一日，孟子中途逃学归家，恰遇孟母正在家中织布。

见孟子提前归家，孟母并未动怒，只是放下手中的梭子，转身从墙角拿起一把剪刀，朝着织布机上正在编织的布匹剪去。“咔嚓”一声，经纬交错的丝线断裂，即将织成的布匹瞬间散落，成为一堆无用的乱丝。孟子见状大惊，扑上前拉住母亲的手，问道：“母为何断此布也？此布即将织成，剪断岂不可惜！”

孟母手持剪刀，神色凝重地对孟子说：“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她指着散落的丝线，缓缓道：“夫布，始于缕，成于织，累寸积尺，方得成匹，可用以制衣、易物。今吾断之，前功尽弃，数月辛劳皆为徒劳。汝求学亦然：君子学以立名，问以广知，勤学不息，方能成圣贤之材，居则安宁，动则远害。若今日辍学，半途而废，与吾断此布何异？终将沦为市井庸人，不免于厮役之苦，又何以实现胸中抱负？”

孟子心中羞愧不已。他明白了求学之路如织布，需持之以恒，若中途放弃，此前所学皆会付诸东流。自此，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每日天未亮便起身诵读，深夜仍在灯下钻研典籍，遇有不解之处，便主动向学宫先生请教，学问日渐精进。《韩诗外传》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典故，而“断机教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母亲教育儿子的典范。

后来，孔子之孙子思在鲁国开设私学，传承孔子儒学，声名远播。孟子离开邹国，前往鲁国，拜入子思门下（一说为子思弟子之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受业子思之门人”），系统研习儒家典籍。

在子思的教导下，孟子深入研读《诗》《书》《礼》《乐》等典籍，学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鲁国求学期间，孟子还曾游历孔子故里曲阜，拜谒孔子庙堂。孟子心中涌起强烈的使命感，孔子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克己复礼”的理想，而他，要继承孔子的衣钵，将“仁”的思想发扬光大。

学成之后，孟子回到邹国，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学。

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20年前后），孟子已过不惑之年。此时的天下，诸侯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魏国经“马陵之战”惨败后国力大衰，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统治下日益强盛，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后崛起西陲，楚国则据有江南之地虎视中原。

然而孟子深知，战国乱世，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唯有推行“仁政”，才能从根本上终结战乱。怀着“平治天下”的理想，孟子告别故乡，率领公孙丑、万章等数十位弟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布梁、齐、宋、滕、薛等国，足足游历了二十余年。

孟子周游的第一站，是梁国（即魏国，因都城迁至大梁而改称梁）。当时在位的梁惠王（魏惠王），已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他即位之初，魏国曾是中原霸主，然历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两次惨败，不仅失去了大片土地，更损兵折将，国力一落千丈。梁惠王心中充满焦虑与不甘，急于寻求强国之策，听闻孟子这位“孔门传人”到来，便迫不及待地召见了他。

此次会面，《孟子·梁惠王上》有详细记载。梁惠王见孟子入殿，便起身相迎，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这位饱经战乱的君主眼中，“利”是富国强兵的关键——土地之利、兵力之利、财富之利，唯有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才能抵御强敌，重振魏国雄风。

面对梁惠王的“利”之问，孟子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他上前一步，拱手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紧接着，他展开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论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的意思是，若君主开口便谈“利”，大夫、士人、百姓便会纷纷效仿，人人皆以逐利为目标，最终必然导致“上下交争利”，国家陷入混乱——诸侯为争夺土地而战，大夫为争夺权力而弑君，百姓为争夺财富而争斗。相反，若君主以“仁义”为本，关爱百姓，百姓自然会感念君主的恩德，拥戴君主；大夫以“仁义”为准则，自然会忠诚于君主，辅佐国家。“仁义”看似无形，却能凝聚人心，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当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真的被深深震撼到了，两千多年前的人把如何治理国家看的多么透彻，一个国家，只有以民为本，尽量让自己的民众不必为自身的生存劳碌，才能激发他们心中的仁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过分强调利益，就会上行下效，人人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社会风气如何，可想而知了！

梁惠王听后，沉默良久。他并非不认同孟子的道理，只是魏国此时面临的是生存危机，西边被秦国侵占河西之地，东边被齐国击败，南边受楚国威胁，若不尽快“获利”强兵，随时可能被邻国吞并。孟子的“仁义”之道，如同文火煲汤，需长期滋养方能见效，而他需要的是“猛药治病”，快速提升国力。因此，尽管梁惠王对孟子以礼相待，却始终未采纳其“仁政”主张。

此后，孟子在梁国停留期间，多次与梁惠王论政。一次，梁惠王带着孟子来到梁国的皇家园林“梁囿”，感慨道：“贤者亦乐此乎？”孟子趁机劝谏：“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以商纣王的“鹿台”与周文王的“灵囿”对比，指出君主的快乐应建立在百姓的快乐之上，若百姓安居乐业，君主游览园林，百姓会一同欢乐；若百姓困苦不堪，君主独自享乐，便是“独乐”，终会失去民心。

不久后，梁惠王去世，其子梁襄王即位。孟子拜见梁襄王后，对弟子感叹：“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梁襄王缺乏君主的气度与远见，更不可能推行“仁政”。于是，孟子离开梁国，前往齐国。

当时的齐国，在齐宣王统治下，国力强盛，都城临淄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汇集了天下贤才，荀子、邹衍等名士皆曾在此讲学。齐宣王虽不如齐威王雄才大略，却也有“喜文学游说之士”的雅量，听闻孟子到来，便派人将他迎入临淄，尊为“客卿”，给予优厚待遇。

一日，齐宣王召见孟子，问了一个与梁惠王相似却更具体的问题：“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通过“尊王攘夷”、武力征伐确立霸权，是战国诸侯效仿的榜样。

孟子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明确表示，孔子的弟子从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事迹，若非要谈，不如谈谈“王道”，以“仁政”统一天下的道理。

齐宣王好奇地问：“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答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民”，即关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便是“王道”的核心。齐宣王又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可。”

齐宣王不解，问：“何由知吾可也？”孟子便讲述了一件齐宣王的往事：“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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