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2）

在我犹豫的心态下，李东明经常来找我就让我十分难受。唐糖和沈晴每次看到他的车停在路边，就会恶作剧地在宿舍大喊：“长脸来找你啦！汪佩佩！长脸来找你啦!”再后来，“长脸”更进一步衍生为“猿猴”，因为她们发现他走路也驼背，手臂又不成正比地长。我还是贪吃，几次三番被他挑的餐厅打动，抱着“不吃白不吃”的心态去大吃大喝，在我一身寒酸地跟着他吃遍京城之后，我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不再瘦得像个“非洲难民”。这是李东明说的。他说：“你要对自己好一点，明明长得很好看，却瘦得像个非洲难民。”

我又何尝不想对自己好一点。哪有一个女人生来就乐于奔波操碌。可是，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那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无依无靠、孤身飘零。我所有的辛苦，无非是为了以后不再辛苦——也许根本谈不上以后，我先要在当下好好活着。到年底跨年晚会时，我终于把所有打工录入的文件都交出去了。拿着尾款，我认真地去商场里逛了一整天，为自己挑登台演出用的新衣服。这是继班尼路之后的第二件衣服，我不想再被嘲笑。那是一条VERO MODA的裙子，打了半折，我仔细地问了店员“VERO MODA”怎么发音，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现在在日本遇到小众的品牌依然会很认真地去问店员这品牌的发音。以至于，在巴黎参加时装秀的时候，把品牌名称的法语发音得太标准，设计师还以为我真的会法语，造成一个笑话式的尴尬。而当年嘲笑我“班路尼”的同窗们，还穿着和“VERO MODA”差不了太多的衣服。这个世界本没有真正的屈辱，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只要我们从不曾在任何嘲弄面前放弃自己。

那个晚会上，我穿着我的新裙子演完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短剧。谢幕时，更感人至深的情景出现了，有人捧着九十九朵黑玫瑰上台送给我。送花的人我不认识，花上的卡片名字留着李东明。除了我们宿舍的人知道送花的主人长了一副猴脸外，其他人都沸腾欢呼，像参与了某个电视剧的群众演员一样入戏敬业。因为是别人替他送上台，我骑虎难下，断没有在欢呼声中不收花的道理，也只有收了。于是，我被当众打上了标签：“此女有主，男人避退。”李东明没有像上次一样在我下台后来找我，如果他找我，我还有还他花的一丝可能。可他彻底隐身了，打电话不回，他并不打算给我拒绝的机会，显然机关算尽，没有给我一点余地。那束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们宿舍。唐糖腾出一个大瓶子用来装花，摆在窗台最显眼的位置，直到全部枯萎。虽然他在我们宿舍的代号依然是猿猴，却因为这束花让所有人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奇妙的变化。我们都太小，小到还来不及考虑爱情。也有可能是我的世界太残酷，残酷到我无力考虑爱情。

两天后，晚上八点，我残酷的世界突然开始预收下学期的书钱。马上要回家了，我的钱只剩下五十大洋，本来是计划留在火车上以防万一用的。面对五百元的书钱，我一筹莫展。这么晚，就是打电话回家要钱也来不及。在那个没有支付宝和网上银行的年代，随随便便的小钱都要转两天。何况是马上要放假，大家都囊中羞涩，哪里去拿这五百大洋？不知道班上这些人是不是脑子抽风。我们宿舍只有沈晴一个人是北京的，我问她：“可不可以借你五百元，开学时给你现金也行，我到家之后汇你卡上也行。”沈晴说：“我回家问下我妈。”晚上十点，沈晴来电话说：“我妈说我家也正巧没现金。”五百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小钱，但也绝不算大钱，估计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块。这么多年，我从没问过沈晴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无论她的话真假，我穷却是真的。即使我打工打得很努力，努力到敲字敲到手腕肿痛，也无法改变我穷这个基本面貌，也并不能消减我这个一穷二白的外地女孩和沈晴这种北京女孩之间的天然障碍。我这半年所有的努力，竟然连五百块的信任都不值。很多年后我经常对我的粉丝们讲，不要怕贷款。银行肯贷给你是因为你有还款的潜能。人最穷、最无力、最落魄的时候，你想借钱都没人借给你，即使你已经足够努力。

被嘲笑、累、饿都不曾打垮我。这一次，我是真的伤了心。我几乎无力再去对抗任何歧视。我们父辈造就的我们前十八年的人生，已经成了我们无法抹去的烙印。只有经历过，才明白什么叫“生而不平等”。我第一次主动给我妈打电话，半夜在冰冷的走廊里哭到说不出话。我妈以为我遇到了什么事，急得一个劲逼问我。我说我借钱借不到，没钱交书钱。可我没法向我妈说清心里的屈辱。我妈也丝毫不能理解，在对面埋怨我说：“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都不知道省着点花，现在哭有什么用。人缘那么不好，没男朋友就算了，连个靠得住的女朋友都没有……”我听不下去，挂断，抱着电话站在白炽灯和地砖一样惨白的冬天里，孤独一人。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以为是我妈打回来的，到底还是亲妈。我接起来，准备听她继续唠叨，即使唠叨也是好的。可惜不是，是李东明。

十、李东明、苗凯、金子奇三选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