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前奏（2/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周亦云的的主持下，武汉及鄂省大部分地区却呈现出罕见的安宁与蓬勃发展的景象。其轰轰烈烈且卓有成效的剿匪行动，通过报纸报道和鄂省政府宣传，极大地震撼了全国各界。

在普遍深受兵灾的华夏、匪患、动荡之苦的大环境下，一个社会治安良好、秩序井然的武汉，仿佛成为了一片令人瞩目的民国净土。这一难得的稳定环境，立刻转化为了强大的吸引力。

上海、天津、广州乃至海外的资本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武汉。相较于其他地方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武汉的安全优势变得极具诱惑力。资本的天性是趋利避害，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

在武汉这里不仅拥有九省通衢的绝佳地理位置和长江汉水的水运、初步发展的铁路等交通优势，如今更拥有了令人放心的治安环境。这“天时、地利、人和”的叠加，使得武汉的投资价值急剧攀升，于是在后续的很多工厂主在选择新建厂区或迁移产业时，首选目的地便是武汉，由此形成了一个个产业。

在这一背景下，周亦云立马开始学习现代的工业园制度，他果断抓住他创造的历史机遇，在武汉规划并大力推动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区。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建立几个工厂，而是系统地规划土地、建设基础设施（道路、电力、供水）、集中布局轻重工业厂区，旨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在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上有这么一条，武汉政府在周亦云的实践下，在民国时期开创了华夏自主规划建设大型工业区的先河。它标志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飞跃，从过去的零星设厂、分散布局，向有计划、成体系、集约化的现代工业区模式转变。这一切的基石，正是武汉行营强力剿匪所带来的稳定秩序。

因此，尽管南昌的“围剿”战事正酣，武汉却悄然成为了民国时期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亮点和样板。它表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安全与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武汉的短暂繁荣，为其日后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为在经历了动荡的民国时代之后的新华夏提供了一种关于治理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武汉的发展并不能推行到整个华夏，其未能从土地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土匪往往与地主阶级相结合，导致匪患循环往复。所以在新华夏成立之后党和人民发起了广大的人民剿匪战争它是一场彻底埋葬封建时代社会顽疾、重塑基层社会秩序、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铺平道路的战略行动。

它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中央政府，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华夏经济奇迹打下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石之一。这场斗争的胜利，是红党和新华夏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