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8章 朋党重事君臣忧（四）（2/2）

刑部尚书蔡国珍则是上疏对于奸党罪的实施情况做了说明，本朝的奸党之罪，在应用过程之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不进行无情打击，不惜以诛连九族而兴大狱；要不就置若罔闻，不惜牺牲现行的法律，以顺应所谓的人情。在洪永年间，经常使用奸党，屡兴大狱。

这样做固然是为了震慑一些不法之徒，但是也因此搞得官场人人自危，官员们不敢履职，这是大肆使用奸党的副作用。

而在洪永之后，这条罪名就被束之高阁，不再使用，实际上就加以废弛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各种形式的组织就开始增长了。

所以蔡国珍认为，对于奸党一罪的使用，既要控制大规模的株连，又要防止这个法条被搁置，这点是极为重要的，朱载坖也认为应该如此，国家应该贵法，然而法胜则人心离；国家应该尊重人情，然而情胜则人心俚；国家应该崇理，然而理胜则人心背，法、理、情之间的权衡，是皇帝和朝廷要仔细思考的。

奸党一罪，在大明律中确实是极为尴尬的，一方面其内容几乎未得到过任何修改，并且在最高统治者颁布的政令中，还得到过再三的强调。而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它又被屡屡规避甚至破坏，作为有明确罪名的法律，几乎没有其在司法实践中被实际执行的记载。

所以朱载坖特意批答了蔡国珍的奏疏道：“一法立而一弊生，诚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见其为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犹为防以止水也。堤薄土疏而乘隙决溃，诚有之矣，未有因决而废防者。无弊之法，虽亮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圣人不苟立法，不立一事之法，不为一切之法，不惩小弊而废良法，不为一时之弊而废可久之法。”

朱载坖认为现在朝廷的情况必须以重典治之才行，之前朝廷对于官员过于优容，导致这些官员缺乏对于国法的敬畏，这点是朱载坖决不能容忍的。

右都御史劳堪也上疏称：“今日大可骇异，只要中个进士，为县令赃至二三万或五六万，上官惜大体面，或受嘱托，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问徒罪，只作不及、浮躁，降级轻处，衣锦还乡，人羡富贵。其计巧多护者，依然官不改动，十居四五，朝廷法纪荡然，吏治大坏。”

这些进士出身的官员，由于有出身的优势，即便是被树碑建祠，公然违反法律，也不会受到惩处，更加助长树碑建祠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