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3章 宰臣权柄威天下（七）（2/2）

所以王锡爵将处分权移交给了都察院，动用刑律严厉惩治这些贪官污吏，节约朝廷的钱粮，除此之外，王锡爵认为整饬吏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就是为了杜绝党争，这也是王锡爵最担心的事情。

王锡爵对朱载坖和太子说道：“陛下，殿下，臣以为能亡国者，党争也。此前宋之鉴也，而所谓朋党，无非两种，第一门生座主之党，天子而欲收贡士为私人,何怪乎举主门生怀私以相市也。此朋党之所以兴,而以人事主之谊所由替也。第二则是地域之党，乡曲党羽，结成一体，似当世无意于斯人,而彼之苫块之后,或深藏之。似斯人无意于当世,而校之蒲园之中,说者谓座主复推座主,门生复及门生,诚为确论。”

之前朱载坖所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讲学所成立的各种党派，打击的主要是嘉靖以来所兴起的讲学结党之风，所以朱载坖将所有的学校收归官办，同时严厉打击私自讲学，防范朋党的兴起，但是王锡爵指出，除了由讲学而聚集起来的朋党之外，还有因为科举而产生的朋党和地域结党，这些都是需要严格加以防范的。

地域结党这事在大明已经是极为常见了，在本朝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士人的省籍逐渐被提升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正德时期,把持朝政的刘瑾、焦芳因恶浙江余姚人谢迁,遂颁令“余姚人毋授京官”。

焦芳因为彭华也厌恶江西人，甚至说过：“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

在之前的大明政坛中，这种以籍贯结党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随着时人省域意识的不断强化,以省为认同单位的地域性政治派别不断涌现。以刘瑾、焦芳为例，省籍已经成为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指标。除裁减江西乡试额外,刘瑾等“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芳增河南额至九十五名,以优其乡士”，将同省士人视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而在科道兴盛，文教发达的南直、浙江，这种情况就更是普遍了，以南直为例：“嘉靖末,吾直隶华亭徐公阶以少师,常熟严公讷、兴化李公春芳俱以太子太保,同在阁,凡三人。隆庆年,南直隶吴县申公时行以少师,歙县许公国公以少保在内阁,而吾州王公锡爵又以宫保继之,三公皆在大江以南,则尤盛也。申、王同郡,又盛也。”

这种以籍贯区分敌我的形象，在大明政坛上已经非常常见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南直、浙江、江西这三个科举强省当中，由于他们在朝廷中乡党甚多，所以他们才能够组成乡党，在朝廷上纵横捭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