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0章 凡是必有两面(1/2)
(东亚联盟,盟都及主要行省,时间背景贯穿近现代至2027年)
在东亚联盟这片承载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土地上,关于人性、伦理与道德的争论从未停歇,其复杂性与矛盾性远超简单的二元对立。近年来尤为突出的,便是表面化的“男拳”与“女拳”之争,但这仅仅是更深层次社会撕裂的一个显性症状。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中,沉淀着太多需要审视的悖论。
从教化之礼到束缚之锁。追溯根源,不得不提被视为东亚文化基石的孔孟之道。在其诞生之初,孔子倡“仁”与“礼”,孟子言“性善”与“民贵”,其核心是建立一种基于道德自觉和社会和谐的理想秩序。最初的儒生,是心怀天下、致力于教化人伦的士人,而非后世僵化的卫道士。
然而,随着封建王朝为巩固统治,孔孟之道被历代统治者有选择地利用和改造,逐渐异化为维护等级秩序、强调绝对服从的工具。尤其是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后,对个体的束缚,特别是对女性的压迫,被系统化、制度化地编织进社会结构的毛细血管中。“三从四德”成为枷锁,女性被物化为家族延续的工具,其独立人格与价值被长期压抑。这种压抑,并非孔孟初衷,却是历史权力结构扭曲下的残酷现实。
而近代的解放与新的悖论则是打破了所有的局面。进入近现代,随着西方思潮冲击和内部革命,东亚社会开始艰难转型。女性解放运动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一批杰出的女性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涌现,成为时代进步的象征。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解放的进程并未自然而然地导向彻底的平等与和谐。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新的矛盾在滋生。教育资源普及和城市化,赋予了部分女性前所未有的独立意识和经济能力,但也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在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一种扭曲的性别对立开始在社会中下层弥漫开来。
一部分女性,在挣脱传统束缚后,却可能陷入另一种极端——将个人价值过度等同于物质索取和外在认可,滋生出一种基于消费主义和虚荣心的“公主式”自我中心主义。她们在择偶时提出远超常人负担能力的要求,将婚姻视为阶层跃迁的跳板,并将任何不符合其预期的行为都斥为“直男癌”或“不够爱”。与此同时,部分在竞争中感到失落的男性,则抱持着“传统男性养家”的陈旧观念,将自身困境归咎于女性“要求过高”或“权利过度”,形成了所谓的“男拳”反击。
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在社会上升通道收窄、生活成本高企的压力下,两性被迫在婚恋市场进行残酷博弈的缩影。它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下层,因为资源匮乏加剧了零和博弈的错觉。而在真正的上层社会,无论是传统世家还是新晋权贵,男女之间更多是基于资本、权力和资源的联盟,性别对立反而被更赤裸的利益共同体所掩盖。
如今的东亚联盟,许多区域便陷于这种看似激烈、实则浮于表面的“拳师”乱斗之中。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标签化的相互攻讦,却少有人反思:在当初全盘否定传统束缚、拥抱个体解放时,是否也一同抛弃了一些关于责任、互助和共同体价值的积极内涵?解放,是否在某些层面演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与冷漠的合理化?当“自我实现”被狭隘地理解为物质满足和情感索取时,社会联结的纽带正在悄然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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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亚联盟这种利用社会分化达成战略目的的手法,并非孤例。回顾不久前的欧洲难民潮,便是另一场触目惊心的“阳谋”。当时,GJ会及其在欧洲的隐秘盟友,巧妙地利用了西欧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的“人道主义”和“政治正确”,通过操控媒体、资助相关非政府组织,极力鼓吹无限制接纳来自战乱地区、且文化宗教背景迥异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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